天天精选!7.2亿人,做多全球最大基民国!
作 者丨经 纶
从2012年的2.19万亿元,到2022年的27万亿元,十年时间,中国公募基金的市场规模翻了12倍。这一趋势,目前仍在持续。
时代在变,市场在变,基民也在变,但总有东西不变,那又是什么?
(相关资料图)
“你买基金了吗?”
“当然买了。去年跟风买的白酒,还有医疗,开始赚了点,现在都跌哭了。”
“医疗加白酒,等于全没有……”
类似这样的对话,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。在网络热搜榜上,“基金”二字也时常出现,网红基金经理蔡嵩松,称呼常年随着业绩,在“蔡总”和“小蔡”之间摇摆,一度三个月四次登上热搜。
基金,已成为我国民众最重要的投资理财渠道之一。据公开数据显示,截至2021年底,我国基金投资者已经超过7.2亿人,位居世界第一。每两个中国人里,就有一个买过基金。
公募基金总规模上,位居亚洲第一,全球第四,仅次于美国、卢森堡和爱尔兰。后二者的规模之所以如此突出,主要在于当地注册的基金可在欧盟及全球多地自由销售,且享有优惠政策和移民投资的价值,从而成为很多国家的基金进军海外的注册地。抛开上述原因,从为本国民众投资服务的角度,中国公募基金规模已是世界第二。
从1992年第一只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设立的基金“淄博乡镇企业基金”面市,到“全民养基”,中国基金行业的发展,走过了漫漫30年。
相对于改革开放,基金开始进入内地的时间要稍晚一些。
1992年成立的淄博乡镇企业基金,被认为是国内第一家比较规范的投资基金,首次发行规模达1亿元。此后数年,全国先后设立75只基金,业内称之为老基金。
绝大多数基民所理解的基金,指的其实是“公募基金”,它的出现,还要等到1998年。
1998年3月5日,第一批两家基金管理公司——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和国泰基金管理公司分别在深圳和上海成立。同年3月27日,基金金泰、基金开元获准发行,标志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元年的到来。
彼时,由于市场认知不足,刚发行的新基金还曾被当作股票来进行炒作。比如金泰上市交易时,开盘价就达1.45元,并在此后连续涨停,一个月后涨至2.43元,涨幅超过140%。
随着市场退潮,最早的基金热很快降温。这也预示了一种可能性:基金这种金融产品同样会大涨大跌。
2001年9月,第一只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“华安创新”设立,拉开了中国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时代的序幕。直到2004年,证券投资基金法正式出台,中国公募基金才正式步入正轨。
在这一时期,新生公募基金的表现普遍不佳。这在于公募基金主要投资于股市,而2002年至2005年,A股正处在一波长达数年的大熊市中。
这种历史渊源,开启了基金与股票的深度绑定,由此成为投资领域的一条主线。
随着2006年至2007年A股大牛市的到来,公募基金规模得以快速扩容,从千亿规模扩展到万亿规模。也就是在这一时期,基金开始逐渐被国内民众所熟知。
扩容的背后,是国内民众高涨的参与热情。
基民老水正是那段时间投身市场的一员,他把省吃俭用攒下的4万多元,买进了6只基金。开始赚了一些,但随着2008年大熊市的到来,他的基金开始跌跌不休。
2008年10月,无法忍受亏损的老水选择割肉,将基金赎回清盘,亏损接近2.3万,直接腰斩。这让老水立下决心:永远不再购买任何基金!
老水的决心,也是许多基民的共同心态,受此影响,公募基金的规模未能进一步扩张。直到2013年,余额宝及互联网金融的火爆,公募基金借助移动互联网,才又开启了新一轮快速增长。
通过产品数量,可以直观感受到国内公募基金的爆发式增长。
2013年,前一轮熊市的尾声,国内公募基金产品约为1500只左右。2016年,经历过又一轮牛熊之后,公募产品数量达到3800只左右。2019年,公募基金数量来到6000只左右。
随着2020年结构性牛市的到来,公募基金产品数量首次破万。到了2022年,公募基金产品突破1.6万只。相比之下,2022年二季度末,美国市场的共同基金也只有11538只。
十年翻十倍,产品数量超美国,基金在中国民众的投资选择中,开始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。
之所以如此,首先在于,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,用投资理财来实现资产的增值保值、对冲通胀,逐渐成为刚需。其次,随着80后、90后甚至00后步入社会,年轻一代对基金的接受速度更快,更乐于进行投资“搞钱”。最后,移动互联网的普及,让基金买卖更为容易,即便是年过古稀的老人,也可以在网上很方便的购买基金。
尽管公募基金的规模和投资者在变,它的投资本质却从未改变,而基金经理作为一支基金的灵魂人物,自然成为基金、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。
在知乎上,一条关于“如何评价基金经理及基金的选择”问题下,点赞最多的回答很干脆,挑选基金经理只有两个标准:
第一,业绩牛,第二,业绩持续牛。
毫无疑问,业绩是考验基金经理的核心指标。
中国基金行业的初代“基金一哥”王亚伟,就是凭借过人的业绩表现,一度成为众多基民心中的明星。
王亚伟最早管理的一只基金,是1998年成立的华夏基金旗下的基金兴华。从当年4月28日到2002年1月8日其离任,基金兴华的净值增长率是84.86%,同期上证综指涨幅为18.79%。
此后,王亚伟还执掌过华夏大盘基金、华夏策略混合基金等产品,在掌管华夏大盘期间,该基金的总回报率达1027.87%,成为当时唯一一只累计净值超10倍的基金。
21世纪最初十年,正是王亚伟大杀四方的时代。此时A股市场的特点之一就是上市周期长、借壳上市多。而他也并不讳言自己对重组上市的青睐,认为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,蕴含着很大的投资机会。
这是王亚伟的成功之处,却也让他备受争议,最终在2012年5月,王亚伟离开华夏基金,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。
此后,王亚伟转战私募基金,但并未能再现当年的辉煌。
在王亚伟之后,“公募一哥”这个名号之下,先后出现过任泽松、刘格崧、张坤等人的名字。其中,又以张坤呼声最高,而他在2020年,成为中国首位掌管千亿规模的权益型基金经理。
在张坤崛起的背后,还有一大批明星基金经理,比如诺安基金的蔡嵩松、中欧基金的葛兰、兴全基金的谢治宇、富国天惠的朱少醒、景顺长城的刘彦春等等。这些“顶流”基金经理手中掌握的资金规模动辄数百亿,乃至上千亿,在基民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。
随着基金的大举扩张,以及年轻基民的入场,市场中明星基金经理“饭圈化”一度流行。“买基金,就是买基金经理”的理念,逐渐深入人心。
明星基金经理受到市场追捧,可以为产品吸引来大量资金,这也为其随后的业绩埋下了隐患。
投资界有句名言:规模是业绩的敌人。管钱越多,实现超额收益的可能性就越低。而与股市深层绑定的基金,随着近一两年A股行情不再,明星基金经理们也开始褪去光环。
公开数据显示,截至2022年8月底,基金市场共有21位管理规模300亿以上的权益类顶流基金经理。其中,18位的旗下基金亏损超过10%,14位亏损超过15%,葛兰、蔡嵩松、曲扬等旗下部分基金年内亏损甚至超20%。
以至于网民编出了这样的顺口溜:“家里有钱花不完,中欧医疗找葛兰。腰缠万贯没人分,易方达里有张坤。”一时间,明星基金经理纷纷“塌房”。
不过,虽然丢了面子,但基金经理们的个人收入却影响不大。因为基金经理的收入来自基金的管理费,与业绩无关,这也是很多基金不断做大规模的内在动力之一。
不仅如此,作为距离金钱最近的一批人,基金经理利用“老鼠仓”等违法违规手段,赚取非法收益者也屡见报端。面对这一群体的高收入,基金赚钱时,基民还可以接受,亏钱时,双方的矛盾就变得尖锐起来。
在很多基金经理看来,基民亏钱,并不能全怪基金业绩不好。同样,在很多老基民看来,想通过基金赚钱,提升自己的认知更为关键。
2020年初,一位08年入市的基民老曲,遇到了通过投资基金买房的前同事,让他重新对基金燃起希望。
从同事那里,老曲了一系列宝贵经验,比如“管住手”,比如“不要频繁操作”等等,一句话,基民自己要不断学习,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。
老曲觉得亏钱的原因在自己,市场上则有很多数据和研究报告,支撑“基金不亏钱”的观点。
2006年至2020年,偏股型基金指数累计涨幅接近1300%,年化收益率超过19%。但来自基金业协会的另一项数据显示,截至2018年,自投资基金以来盈利的客户仅占41.2%。
一边是偏股型基金年化19%的高收益,一边是近60%的基民亏钱。似乎,基民亏钱,真的不怪基金业绩。
真的是这样吗?
其实,“基金赚钱,基民亏钱”,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现象。
据2021年10月发布的《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》显示,投资收益的高低,主要取决于基民自身的投资行为。其中,其盈利水平与持仓时长高度正相关。
比如,持仓时长小于3个月的基民,平均收益率为负,盈利人数占比仅为39.1%。而如果持仓时间超过十年,基民的平均收益率高达117.38%,盈利人数占比达到98.41%。
这份报告还开创性地提出了一个公式,即“基民投基收益=基金损益+基民行为损益”。根据这个公式,在基金损益为正的情况下,基民亏钱,就应该归咎于基民错误的投资行为。
具体到投资行为,该报告指出,定投基民的盈利人数占比和平均收益率水平,均高于非定投基民。而在交易频率方面,交易次数越多,盈利情况越差。
数据显示,基民平均每月买卖行为不足1次,盈利人数占比达55.14%,平均收益率为18.03%。而如果每月买卖次数达到3次以上,盈利人数占比则不足45%。
因此,基民不理性的投资行为,对亏钱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。其中,年轻投资者尤为明显。
据《Z世代基民洞察报告》显示,在受访的18岁至27岁的已参加工作或大学在读基民中,最短持有基金时间平均为2.4个月,短于1个月的比例达到44%。
易方达基金董事长詹余引曾表示:基金挣钱,持有人不挣钱的很大原因,是中国主动权益基金平均赎回率非常高。2015年中国主动权益基金的平均赎回率是250%,现在是115%,大概10个月换手一次。
“基金盈利,基民亏钱”现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,仍在于基民不能摆脱“追涨杀跌”、“频繁买卖”等错误的投资行为,根源还是在于心理弱点。
管住手,是多么痛的领悟。自己的钱,还是要自己做主。
但是,把亏钱“甩锅”给基民不能战胜人性的弱点,基金机构和基金经理就可以置身事外了吗?
显然这并不合适,因为在很多时候,基金经理的操作,实际是在挑战基民的承受能力。
低位买入白马股,是长期稳定收益率的来源。比如在100元买入宁德时代,当股票在300元至700元的区间反复震荡时,基金经理的年化收益率仍然很高,但600元入场的基民,心理压力却要大得多,很难心态良好地与基金经理一起扛过风雨跌宕。
此外,有的基金经理为了“搏出位”,投资风格偏向极端,热衷于追热点、押赛道。对了,名利双收,错了,也不耽误自己拿管理费。收益与责任不成正比,也让基民更易成为某些基金经理“豪赌”的垫脚石。
当然,无论亏钱的责任在谁,拥有27万亿规模、7亿基民的基金市场,都已经成为一个金融“巨无霸”。这种情况下,提出问题很重要,如何在稳定持续发展中解决问题,其实更重要。
伴随着全球局势的动荡和A股的持续下挫,目前的基金市场,再次走进了低迷时期。
数据显示,今年前三季度,国内主动权益基金(剔除ETF、指数型以及今年新成立的基金)基金中,仅282支取得正收益,占比4.15%,亏损基金占比高达95%。
一边是重要性日益增加的金融重器,一边是“绿肥红瘦”的基金收益,这种矛盾下,行业很难持续向好。
于是,基民们开始段子频出,而基金发行难如约而至。
回看中国基金业一路走来的30年,这种情况已经反复出现过多次。用基金行业的一句经验总结,就是“好做不好卖,好卖不好做。”
这句话的意思是,基金产品少人问津、发行困难时,往往也是未来收益最好的时候。2018年时,A股在2500点徘徊,基金发行进入“寒冬期”,但回看那一时期,却是最近几年最佳的入场时机。
但很多时候,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为了追求规模最大化,往往在高点仍然加强销售,努力做大规模,以至于许多晚进场的基民被套在高点。
这种“屁股决定脑袋”的利益导向机制,还带来了一个典型现象:
基金公司“什么热,卖什么”。从抱团以白酒为代表的核心资产,到追赶大火的新能源,再到军工、半导体、国产替代等等,几乎每一个板块大火的背后,基金公司都会推出大量的相关产品,诱导基民加快进场。
之所以如此操作,在于基金公司和销售机构的收入主要来自两个地方:一是交易环节的申(认)购赎回费,二是保有环节的基金管理费和销售服务费。
前者与交易规模正相关,后者与基金保有量和结构正相关,但都与基民亏钱不沾边。所以,基民是亏是赚,除了影响新产品的销售,并不影响当前基金管理方的收入。前述基金经理的问题,就是这一机制的典型表现之一。
为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,今年4月,证监会发布了《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。
这份《意见》明确要求,基金行业发展要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,正确处理好规模与质量、发展与稳定、效率与公平、高增长与可持续的关系,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,切实做到行业发展与投资者利益同提升、共进步。
这为7亿乃至更多基民迎来更友好的基金投资环境,打下了发展基础。
2022年8月,告别基金15年后,老水在网上立帖为证,宣布自己再次入市。他觉得,基金是保值增值的好工具,只要认真加以研究,加上一定的技巧,获取收益仍然是大概率事件。
投资,说到底还是一场自我修炼。
[1]《“基金赚钱、基民亏钱”,全是基民的错?》薛洪言
[2]《2022股票基金大PK:谁最赚钱,谁最坑?》市值观察
[3]《公募20年,谁是基金经理中的“领头羊”?》星图金融研究院
[4]《顶流基金经理“翻车”:多位亏损超20% 规模和业绩难两全》21世纪经济报道
[5]《2022基民投资图鉴:“固收+”也亏钱,货基落入“1”时代》经济观察报
[6]《中国公募基金二十年风雨路》赵迪
关键词: 基金经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