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住人口“缩水”，自然增长率转负

杭州加码“引人”，最近又将目光聚焦河南。

(资料图片)

近日，杭州本地媒体策划了一组主题为“豫见杭州”的视频。对于河南与杭州的关系，其报道中直言，“杭州成了河南第二省会”。报道中还解释，近十年来，涌入杭州的河南人一路飙升，河南“杭漂”也成为当地众多外乡人的代表。

杭州到底有多少河南人？杭州另一家媒体用的数据显示，2021年，在杭州1220.4万常住人口中，河南籍人口总量达到192.3万人，占比15.8%，仅比杭州本地籍贯17.8%，低了两个百分点。换言之，在杭州大街上遇到的每100个人中，河南人只比杭州“土著”少两个。

一方面，近年来杭州外来人口强劲增长，河南人功劳不浅，杭州甚至被调侃为“豫杭”；但另一方面，作为外出务工大省，河南却愈加陷入人口外流、常住人口“缩水”的困境。

从数据上看，去年，河南常住人口为9872万人，同比减少11万人，相比2021年58万的降幅有所收窄，但仍保持下降趋势；与此同时，河南生育也跟不上了，去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仅-0.08‰，为62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。不仅如此，作为户籍人口过亿的第一大省，河南人口流出规模近年呈不断扩大趋势，2021年超过1600万人……

对于高度依赖人力资源发展的河南来说，急需进一步优化人口布局。而眼下，河南是否还有力挽狂澜的余地？

涌入杭州

河南人扎堆杭州，并非首次进入官方视野。去年6月，河南省人民政府官网就曾发布一则文章，直言“杭州最多的外地人是河南人”。其援引数据指出，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中，浙江籍人口占28.7%，河南籍人口占15.8%，安徽籍人口占12.1%，河南为常住杭州的外地人中人口最多的省份。

图片来源：新华社

即便是2019年至2020年疫情期间，杭州河南籍人口仍增加42.75万人，为新增人口来源最多的省份。

当用工、务工需求出现时，双方政府也将彼此作为“首选项”。今年春节后开工第一天起，杭州就马不停蹄组团出省招工，在27个目的地城市中，河南城市就占6个。据本地媒体报道，这是杭州“精准招人”下的选择——最喜欢去杭州的务工者来源，省外省份中河南排在前列。

反过来，河南城市也不遗余力将本地务工人员送往杭州。今年2月底，洛阳嵩县县长及其一行人亲自护送76名务工人员赴杭州“上任”，甚至向用工家庭、企业赠送可终身免门票游览嵩县所有景区的旅游卡。他们还在杭州举行了劳务品牌暨文化旅游推介会，与杭州市人社局签订协议，建立长期劳务合作关系。

图片来源：嵩县人民政府网站

这场“双向奔赴”事出有因。

外界习惯于用历史渊源解释二者的深刻联系。时间追溯到宋朝将都城，北宋从河南汴京迁移到临安（今杭州），大批河南一带的移民一道前往。一组数据显示，当时，杭州本地人口仅7万人左右，而迁来的河南移民足有18.9万户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研究显示，移民中的76%来自河南，其中绝大多数又来自汴梁。

中原血统仍然体现在当今杭州的方方面面。杭州官话比起其他吴语的“温柔婉转”，浊音众多，有明显的北方特色，杭州也被外界冠以“吴语飞地”之名；更有人认为，杭州的小笼包与开封灌汤包血脉相连，杭州遍地的片儿川店对于喜食面食的河南人也十分友好……直到现在，这些文化因素似乎继续影响着河南人的就业选择。

但置于今天的语境下，两地人口与产业的互补性更加深了二者的往来。

当被问及嵩县“主动出击”的原因时，当地人社局副局长任跟虎曾指出，务工是嵩县人增收的一大渠道，每年嵩县前往杭州等地打工的人有14万次。为更好“推销”当地务工人员，当地还特别打造“嵩州家政”“嵩州焊工”“嵩州建工”等县域特色劳务品牌。

河南的外出务工需求，恰与杭州吸纳外来务工人员的需求精准适配。此前在洛阳举办省际劳务协作招聘会时，杭州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黄小昶曾指出，洛阳和杭州在产业结构、劳务协作方面具有互补优势，每年在杭州参保登记的务工人员中，仅河南籍的就超过40万人。

而在杭州大量的就业供给下，务工者还会形成亲朋之间的带动效应。河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、河南省社科院原院长谷建全曾提到，有不少河南周口人在杭州开出租车，甚至一度在杭州北站附近聚居形成“河南村”。

走出河南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河南人外出务工，表面上看是推动务工所在地的经济发展，但同时也解决了河南自身的发展需求。

图片来源：新华社

河南省平顶山市统计局就曾发文分析称，多年来，河南各地积极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，为解决“三农”问题、统筹城乡发展、发展地方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。通过人口流动，有效实现了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，并推动欠发达地区家庭增收、解决流出地的深层矛盾。

“富余”是河南人口一直以来的基本特征。数据显示，2021年，河南共有户籍人口1.15亿，居于全国首位，高出第二名山东1000余万人。大量的人力资源为河南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垒起基石，特别是农业农村人口比重大，造就了粮食生产的优势和王牌。

数据显示，河南用占全国1/16的耕地，生产了占全国1/10的粮食，小麦产量占全国1/4，畜牧业产值占全国1/10，均居全国第一。农业本身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，端稳中国饭碗，离不开大量劳动力的支撑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粮食问题，全国人民不再发愁温饱问题。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民需要一条致富之路，而沿海城市乡镇企业的兴起，则提供了“外出打工”的空间，自带的人口优势让河南逐渐成为外出务工大省。

从流出人口的数量可见一斑。数据显示，近10年内，河南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，到2021年，该数字达到1649.74万人，若按照同年海南常住人口1020.46万人计算，相当于河南流出超过1.5个海南人口。

这一流出规模也意味着，河南人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省，为特别是沿海城市的建设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。根据河南省统计局公开的数据，2020年，河南省的出生流出人口主要流向广东、浙江、江苏、上海等地。

对于人口“孔雀东南飞”，河南此前在很长时间内都安之若素。

2010年前后，在金融危机影响下，河南曾面对大量农民工返乡。据河南当地媒体报道，当时有政府官员提出疑问：为什么不多想想怎样在家门口解决就业？向外转移劳动力很光荣吗？它从另一面说明我们本地经济发展水平低，就业岗位少。

要让人口回流，解决“就业”是首要大事。也是在同一时期，河南瞄准“招大商”，期望以大投资规模的项目，一次性带动大量就业落地，并带动配套的其他企业入驻。富士康正是在此时期落户郑州，至今仍是当地就业大户。

效果几乎立竿见影。数据显示，2010年以前，河南省农村劳动力有接近70%到珠三角、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就业。但在2011年河南省劳务工省内就业人数比2010年增加了126万，其中约24万人是从省外转移到省内的。此后，河南省内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连续7年高于向省外输出农村劳动力人数，农村劳动力逐步向省内回流。

扭转外流

河南已有意要摆脱人口大规模持续外流的问题。

如平顶山市统计局上述文章分析，河南人口外流已经造成了当地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失，使农村普遍出现“空壳化”现象，形成严重人口结构失衡。体现在数据上，2020年，河南劳动力人口仅占总人口的58.79%，占比为全国最低。

过去经验表明，创造就业是人口回流的一种“前置条件”。但是，现有就业尚未能阻止流出人口扩大的趋势，一个“富士康”也并不足以根本上扭转人口流动。

河南承接产业转移已势在必行。去年1月，《河南省“十四五”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规划》对外公开，明确通过承接产业转移，将河南万亿级产业从2个提升至7个。

图片来源：郑州日报（李新华 摄）

新一轮产业链转移潮下，河南也迎来投资的高潮。特别体现在外资上，去年，河南实际使用外资达17.79亿元，同比增长118.24%。反映到进出口上，今年前两个月，河南进出口增速为15.2%，位居全国第十位。

但即便是现成的大项目，仍有问题隐现。

去年10月，受疫情影响的富士康曾出现10万招工缺口。为赶上生产旺季，富士康拿出颇具诱惑力的薪酬条件，并通过政府协助推动招工。从表面上，招工还算顺利，甚至一度出现“招工太快，床位不够”，但据媒体报道，也不乏新应聘员工没待到报道就走的情形——厂里的工作令一些应聘者感到与设想“有落差”。

尽管疫情属特殊情况，但富士康招工一直有赖于当地政府的协助。河南大学副教授陈肖飞的一则论文中提到，早在富士康落地郑州前，“招工”重要性就被提出，而河南给出的应答，一是当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，二是下至村镇的强大招工动员能力。当地对此不乏质疑声音：富士康连招工问题都让政府解决，其他企业遇到用工荒，管还是不管？

有观点认为，比起紧盯着人口数量来做文章，河南不如跳出一步，尝试推动制度层面的变革，一个关键在于推动市场化机制变革。

眼下，河南的一种思路是，推动“打工经济”向“创业经济”转变。河南方面曾提出设想：全省约3000万农村外出务工人员，如果能够把其中10%有创业能力、经验和愿望的人员引回家乡创业，就是300万的庞大创业主体，如果一带十、十带百，以创新带动创业，以创业带动就业，这个群体就会汇聚成乡村振兴、中原出彩的强大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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